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.2亿人左右，2030年达到14.5亿人左右。记者从日前国务院印发的《国家人口发展规划(2016-2030年)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中获悉以上内容。
该《规划》是指导今后15年全国人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，是全面做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依据，并为经济社会发展宏观决策提供支撑。
《规划》指出，未来十几年特别是2021-2030年，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。根据预测，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，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，人口流动仍然活跃，家庭呈现多样化趋势。
同时，我国的人口形势也将一系列的挑战，如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压力较大，老龄化加速的不利影响加大，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，人口与资源承载能力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，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隐患不断积聚等。
《规划》明确了覆盖全人群和生命全周期的重大任务与政策措施。要健全生育政策调控机制，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，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。要通过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，挖掘劳动者工作潜能，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，有效利用国际人才资源，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。要推进人口城镇化，推动城市群人口集聚，改善人口资源紧平衡，完善人口流动政策体系，优化人口空间布局。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未成年人，保障残疾人权益，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，促进重点人群共享发展。
《规划》要求，要增强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，强化人口数据支撑，建立人口预测预报制度，开展重大决策人口影响评估，完善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。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宣传引导，推进国际合作，开展监测评估，健全规划实施机制，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《规划》提出，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，“十三五”时期出生人口有所增多，“十四五”以后受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上升影响，人口增长势能减弱。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，此后持续下降。
《规划》在目标中提出，到2020年，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，生育水平适度提高，人口素质不断改善，结构逐步优化，分布更加合理。
《规划》提出，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，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.2亿人左右，2030年达到14.5亿人左右。
记者注意到，2015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是1.5-1.6。《规划》中列出，2020年和2030年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都维持在1.8。
总和生育率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育龄期间，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。201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.5-1.6，相当于目前欧洲的平均水平。而国际上认为2.1的总和生育率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。
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适度生育水平是维持人口良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。我国已较长时期处于低生育水平，虽然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率有望出现短期回升，但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影响，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。
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，2016年是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实施的第一年，在2017年和2018年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预计将可以达到1.8。然而，在从未来15年间每年的总和生育率都达到1.8的话，难度比较大。
他预测，未来国家可能会根据当时的总和生育率来调整生育政策。比如在2020年，如果总和生育率没有达到预期，那么生育政策有望进一步放开。
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则认为，在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出台后，总和生育率达到1.8并不是“很难的事情”。她同时认为，由于累积需育集中，未来几年总和生育率或将达2.0。
《规划》提出，未来十五年，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等，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稳步下降态势。《规划》同时提醒，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积累的社会风险不容忽视。
对此，《规划》提出目标是，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，性别结构持续改善。劳动力资源保持有效供给，人口红利持续。根据其预期目标，到2020年我国性别比小于112，到2030年稳定在107。
此前，国务院印发的《“十三五”卫生与健康规划》也提出将完善计划生育政策。对于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，将严厉打击，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。
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表示，上世纪末，在我国刚开始推广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时，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。当时专家都在研究其原因，后来发现最直接的原因是性别鉴定，最根本原因是传统的生育观念问题，也就是“重男轻女”。
刘鸿雁说，近年来，全国一直在整治非法性别鉴定和非法人工流产的行为，也称“两非”行动。这个行动在降低出生性别比上起到重要作用。
她认为，打击“两非”仅能治标，直接把出生性别比降下来的行动。但是最根本的改变应该是观念的转变。因此，国家有关爱女孩行动和婚育新风进万家等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活动。
“十二五”时期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6.1%，15-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，家庭户均人口规模减少。
联合国曾预测，世界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，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《规划》提出，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稳增长，2021年-2030年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，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%左右。
《规划》提出，未来十五年，老龄化加速的不利影响加大。人口老龄化加快会明显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，凸显劳动力有效供给约束，人口红利减弱，持续影响社会活力、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。
对此，《规划》提出，通过教育培训、健康服务、就业促进等方式鼓励大龄失业人员回归劳动力市场。探索建立养老金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;加强大龄劳动力在岗继续教育培训，落实完善职业培训补贴、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，支持大龄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。
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，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16.1%。这个数据高于国际平均水平，低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。未来15年是我国老龄化的加速时期，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变老。
他表示，老龄化日益严重是一个全面的挑战，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，还会给养老金和医保带去比较大的压力。
《规划》提出，未来十五年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，劳动力老化程度加重。劳动年龄人口在“十三五”后期出现短暂小幅回升后，2021年-2030年将以较快速度减少。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老化，到2030年，45-59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36%左右。
对此，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和结构老化将持续影响社会活力、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，必须通过全面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，对冲人口红利减弱的不利影响。
该负责人称，《规划》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举措:一是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、应用型、高技能、高素质大中专毕业生和技能劳动者，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。二是通过全方位投资人力资本，充分挖掘劳动者工作潜能。开展大龄劳动力人力资本开发行动，提高其就业技能和市场竞争力，避免过早退出就业市场。三是充分发挥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观能动性，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。四是树立全球视野，实施更积极、更、更有效的国际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，有效利用国际人才资源。
其实，劳动力减少的中国是否告别了人口红利期，对此一直有争论。《规划》提出，未来15年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。
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表示，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现代化手段的应用，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下降了。而未来我国缺少的更多是有技术的劳动力，这可以通过培训等来弥补。
刘鸿雁解释，人口红利期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结合的概念，即当劳动力的人口站到一定比例的时候，就是人口红利期。
她认为，劳动力带来人口红利和一个国家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。世界上有些相对落后的地方，青年人占比非常高，但并没有带去“红利”。
刘鸿雁认为，老龄人口多，不意味着人口红利期就没有了。一些外国学者认为，老龄化可以是“第二次人口红利期”。由于老年人储蓄比较多，花费少，储蓄放在银行。这些钱放在银行可以被用来投资和建设。
在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我国人口城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.95%提升至2015年的56.1%，流动人口从2.21亿人增加到2.47亿人。
《规划》指出，未来15年，我国人口流动仍然活跃，人口集聚进一步增强。预计2016-2030年，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约2亿人，转移势头有所减弱，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。
此外，以“瑷珲-腾冲线”为界的全国人口分布基本格局保持不变，但人口将持续向沿江、沿海、铁沿线地区聚集，城市群人口集聚度加大。
然而，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。城乡、区域间人口流动仍面临户籍、财政、土地等不到位形成的制度性约束，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不同步、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不衔接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等问题依然突出，不利于有效支撑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。
《规划》明确，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，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。2016-2020年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，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。
《规划》提出，进一步拓宽落户通道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，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。调整完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政策，区分城市的主城区、郊区、新区等区域，分类制定落户政策，重点解决符合条件的普通劳动者落户问题。
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，在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方面首先是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，畅通落户渠道，拓展就近城镇化空间，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。二是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，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，培育发展部地区城市群，推动人口合理集聚。
该负责人表示，第三是着力改善人口资源紧平衡，制定和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，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，保障边境地区人口安全。四是深化户籍制度、财政制度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，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，全面人口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。
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，过去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比较快，但国家更强调“新型城镇化”。这不是统计上的城镇化水平提高，更多是要实现“人的城镇化”。从2016年到2020年，要实现1亿人要落户到城镇。要完成这个目标，挑战常大的。
陆杰华曾表示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。按照统计数据，2015年城镇化率是56.1%，实际上把2.47亿流动人口算了进去，但这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和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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